非加不可的译者注
这样一本好书，也有美中不足。一般地说，
“1824年夏天，富有的英国实业家、53岁的罗伯特·欧文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他创办的1000多人的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果：合理地组织了生产，增加了产量，提高了收入，削减了劳动时间，扩大了雇员的住房，为孩子们建立了一所超现代化的学校。另外，适当的教育使工人身上经常受到批评的缺点消失了，如旷工、偷懒、酗酒、盗窃、道德败坏等。成功使他的名声大振。成千上万来自欧洲的参观者拥向苏格兰这个偏僻的角落，参观这位工业慈善家的杰作。在这些人中，有沙皇尼古拉一世、奥地利玛克西米联亲王、外国使节、主教以及英国贵族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关押在孤岛上的拿破仑还托人捎来一些资料，资料中描写的工人贫困与欧文的工人富足形成鲜明对照。”
笔者没有见过该书原著，即使见了，由于不懂法语，大概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下面的论述，是建立在认为译者的译文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的——如果该书的译文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话，那么，笔者以为，在这段话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至少有必要在以下三处加上译者注：
首先，在1824年，绝不会发生拿破仑托人给欧文捎资料的事，因为拿破仑在1821年的5月5 日就去世了。笔者猜测，说在1824年，“关押在孤岛上的拿破仑还托人”给欧文“捎来一些资料”，这肯定是法文原著中的错误，如上所述，译者在遇到这种问题时，是必须以译注形式，向读者作个说明的。
其次，说在那时参观新拉纳克纺织厂的上层人士中，有“沙皇尼古拉一世”，这也是不确切的——如果法文原著的确是那样写的，笔者仍以为需要加个“译者注”，说明尼古拉当时的身份。尼古拉那时的确参观过欧文的工厂，但那时他还没有登基，他是到了1825年才成为沙皇的；《欧文自传》在谈到尼古拉的来访时，虽然也有“已故的俄罗斯皇帝”（《欧文自传》写于185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暴病而死）和“皇帝”的提法，但在“皇帝”后有个“当时是尼古拉大公”的说明（见《欧文选集》第三卷第242页）；那时的俄国沙皇，是尼古拉的兄长亚历山大一世。
再次，关于新拉纳克纺织厂当时的规模，根据欧文的说法，是2500名工人，而不是该书原著中所说的1000多人。这个数字上的差距，不是个小问题，因为正是对这2500名工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计算，使欧文在1820年前后，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然而，这些居民中为数二千五百名的工人每日为社会生产的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要用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曾经自问，这二千五百人和六十万人之间消费的财富相差多少？想到这里，我就比以前更加清楚了那些使所有人，特别是生产阶级，受到这么多灾难的现存制度的一切错误和极端无知，但是社会所拥有的可以创造普遍幸福的大量生产资料和潜力，却完全不受重视。如果不是利用机器（虽然利用得不够好）生产了这些新的财富，那末，反对拿破仑并维护贵族原则的欧洲战争就不可能打起来。然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欧文选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2版，1997年4月第4次印本，第94页）
作为翻译著作，笔者以为，在上引那段话中，对原著中出现的以上三处差错，是非加译者注不可的。
顺便说一下，该书第一篇第三章《无政府主义社团》中，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全名译作“皮埃尔·克鲁泡特金”也是不规范的。“皮埃尔”是法语人名的中译，相应俄语人名的中译是“彼得”。
当然了，在该加译注的地方加上一条好的译注，还有，规范地翻译外国人名，要做到这些，恐怕一方面有个译者的责任心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个译者的学术素养问题；从翻译著作出版的程序上讲，大概还有个设立审校人的问题。近期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美国学者的译著中，在短短的五页中，把伊拉斯谟、笛卡儿、马基雅维里、洛克、孟德斯鸠和康德分别译作“依万斯马”、“第思卡提司”、“马石瓦里”、“劳克”、“南提斯求”和“肯特”，弄出了让读者痛苦不堪的笑料，青岛科技大学的武晓蓓为此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希望译者翻译著作时一定要“查一查辞书”，呼吁翻译著作的出版“一定要延请认真负责的审校专家把关”（《社会科学报》2007年8月30日第8版）—— 尽管笔者上述《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一书中存在的问题，没有那本译著中出现的问题严重，但有关道理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小文到此本来该打住了。但《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一书中出现的“在1824年‘关押在孤岛上的拿破仑还托人’给欧文‘捎来一些资料’”这一差错，倒是引起了笔者对拿破仑和欧文关系考证的兴趣。笔者考证的初步结果，也许对正在阅读该书的读者以及对欧文、拿破仑有研究兴趣的读者，多少有点参考作用。
根据现有的资料，欧文是没有见过拿破仑的；《欧文自传》中有几处提到，他和拿破仑是有间接交往的。1812和1813年，欧文先后发表了四篇关于“新社会观”和“性格之形成”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感到这些论文深受第一流人士的重视，并希望把它们置于最高的地位，我叮嘱出版商雇佣我所能找到的头等订书匠来精心装订四十册，说服政府给欧洲所有君主和他们的首相每人赠送一册，这样，在1817年以前，我的书在最高阶层和最有才智的人们中间就声誉卓著了。正是1813—1814年拿破仑囚居厄尔巴岛的时期，那批精装本送给了欧洲所有的君主和他们的首相。”（《欧文选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1版，1997年4月第2次印本第194页；需要说明的是，欧文这里把拿破仑被囚居于厄尔巴岛的时间搞错了，史载，拿破仑被囚居于厄尔巴岛的时间是1814年5月至1815年2月。）
根据欧文的自述，他在一次和和英国驻厄尔巴岛的代表尼尔爵士聚会时，送了一本该书给尼尔；尼尔看到书时对他说，他在厄尔巴岛时，拿破仑曾派他的亲信贝特朗将军向他打听是否认识该书的作者，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该书，也不认识欧文；因此，贝特朗显得很失望。欧文在叙述了他和尼尔爵士见面的情景后说：“我后来听说，波拿巴曾经很专心地阅读和研究了这本著作，并曾下定决心，在他重掌政权时如果欧洲那些君主允许他平安无事地仍旧坐上法国皇帝的宝座，他一定要象以前奋力从事战争那样，尽量为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贡献；我还听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回国时才写信给欧洲那些君主，建议停止战争与恢复和平。……”（同上书，第196页；又可参见第332页的有关内容）
对于上引欧文自述的内容，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柯尔（她和她的丈夫G.D.H.柯尔都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专家）在她的《欧文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也许可以有保留地接受——因为欧文的自传是唯一证据——这种说法：拿破仑在厄尔巴岛期间曾经非常认真地阅读过此书，并向欧洲的君主们表示，……”（玛格丽特·柯尔：《欧文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4月1版1次，第125页）所谓“有保留地接受”，也可以说是有怀疑的。
最近（2007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R.M.约翰斯顿1910年编译（而且是压缩式的编译）的《拿破仑日记》，笔者在这本书中也没有发现有关拿破仑和欧文交往的任何记载（当然了，即使这部《日记》是全本，即使拿破仑确实和欧文有过来往，拿破仑的日记中也可以不作记载的），看来，关于拿破仑和欧文交往的资料，目前还只能说，只有欧文自己的孤证。
